我们看《特赦1959》就会发现，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最有技能的是叶立三，最搞笑的是蔡守元钱程策略，最难改造的是刘安国，但是您翻遍七批特赦名单，都找不到这三个人的名字，倒是那个跟妻子跳舞的陈瑞章，在第七批特赦名单中找到了一个跟他名字相似的人，那就是第十二兵团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。
叶立三和蔡守元、刘安国无疑是在电视剧中用了化名，我们根据相关史料分析，张淦就是桂系大将、第三兵团司令、有“罗盘将军”之称的张淦，刘安国的历史原型，就是1926年入党、参加过南昌起义、在军统时期就晋升中将，被俘时任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、代参谋长的文强。
文强1975年特赦之后担任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、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、文史军事组副组长，不但组织、审核了大量特赦人员的回忆文章，自己也写了不少，笔者买到了他的《文强口述自传》《戴笠其人》《新生之路》，尤其是那本《新生之路》更有意思，那才是以第一视角回顾自己和“同学”们的学习改造生活，比沈醉的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在时间地点和人物方面更加详实准确——沈醉更注重写“趣事”，而文强则记录了很多人的心路历程。
王英光是这样介绍刘安国的：“他是一九二六年入的党，参加过南昌起义，三十年代初的时候，在我党还担任过相当的职务，我党党史上的事，他知道的比我们清楚。”
这就跟《文强口述自传》对上号了：“李鸣珂牺牲（文强用的是另一个字）了，省委要我接替他的这个位置，当了省委常委。后来，我当了川东特委书记，我领导二十三个县，是很大的一块根据地。1931年，我被捕了……”
文强被捕获救后，因为不愿意接受严格审查而去上海找他的入党介绍人，寻人不遇后被戴笠招揽，并在程潜张治中等人运作下取消了通缉令，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电视剧里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叛徒——他既没有出卖组织，也没有出卖同志，是在失联状态下转换了阵营。
李明珂和文强都是黄埔四期生，黄埔四期出了很多名将，当年在东北战场上，就有至少四位黄埔四期生的级别很高，双方各有两个，老蒋那头的是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、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文强和六十二军中将军长林伟俦（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）。
文强多次在回忆录中提到过他另两位黄埔四期同学钱程策略，因为有些话不便复述，咱们还是放下不提，接下来只聊文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的表现——他跟徐远举一样，都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顽固，要不然也不会成为功德林“最有话语权”的八位“同学”之一了。
这个“话语权”之所以要加引号，是因为这八个人都是“功德林学习委员会机关刊物”《新生园地》的主编和编辑——如果把《新生园地》比作一张报纸，那么文强就是“文艺副刊部主任”，尽管这个主任可能手下连一个编辑都没有。
功德林学员当然不可能办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，文强在《新生之路》中说的“机关刊物”实际就是我们在上学时都办过的墙报——现在很多教室的后面墙上，依然还有墙报。
谁能在功德林的《新生园地》负责一个专栏，那可是要经过千挑万选的，而且“岗位竞争”也一定很激烈，文强最后记录的人员名单是这样的：主编，陈远湘；美术编辑，郭一予；理论专栏由宋希濂、廖耀湘、陈林达负责，挑战应战专栏由李帆群负责，批评表扬专栏由徐远举负责，文艺专栏由文强负责。
李帆群在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“表现不佳”，沈醉也是一个“有艺术细胞的文化人”，而且学习改造也相当激励，他连一个专栏也没捞着，可能有些失落，就对这么重要的一个“刊物”的编审人员名单只字不提，但也说了这个阵地很重要：“当时在管理所‘新生园地’壁报上贴东西，可以说是相当民主的。谁想写什么，都可以贴出去，错的东西，自然会有人来写东西纠正，打笔墨官司的事是常有的……我诗兴大发，口占一绝，这一类诗词，是不能登庄严肃穆的墙报‘新生园地’的，我只能写在日记本上。”
沈醉写诗要想“发表”，自然是要过文强那一关的，虽然文强表示“文责自负”自己绝不“毙稿”，但功德林有那么多将军级“才子”，显然不可能所有的“诗作”都能“发表”上去，笔者在上学的时候，也没少“处理”类似的“纠纷”。
文强是一位“特殊人物”，功德林的许多管理规定都是他参与制定的，这件事他在《口述自传》中有详细描述：“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规定贴出来，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条。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，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，后来所长长换了人，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，叫姚伦，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，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，是很好的朋友了。我每天在所里忙得很，当学习组长，又管墙报，管文艺，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，我又在这里负责，过年过节，还写些纪念的文章。”
邱行湘（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师长，1959年第一批特赦）的外甥黄济人在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中也证实了此事：“功德林各条胡同的房间里，都贴上了一张八开大小的纸张，上面油印着十几行文字。文强仰面之前，不觉暗暗得意，待他过目之后，不觉暗暗惊奇。”
文强和姚伦参与拍摄的那部电影就是《决战之后》，想必很多读者都看过，笔者看了之后也有点想笑：文强起码是个不挂名的顾问，怎么不找个英俊一点的演自己？
文强并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“倔强”，但他知错不认错却是真的，真正令人奇怪的，就是脾气暴躁、绰号“猛子”的原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、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，怎么能跟宋希濂、文强等人“平起平坐”，而且负责的是那么重要的“批评表扬专栏”？
文强在《新生之路》中给出了答案：“批评表扬专栏比较集中于生活问题，徐远举性情暴躁、作风强悍，这些年来几次重病，都是政府派医生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，他感恩忏悔，认罪态度很好，学习劳动也积极，但性情和作风依然故我。只要发现不利于改造的事情，如扯皮打架、分菜不匀、清洁卫生不负责、浪费公物等违反新生公约的自私自利现象，从不放过，他每每文不起稿地、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，加以生得豹头环眼，不顾人情世故，令人望而生畏，我曾写过一首小诗借以开导，他却紧握锋利的笔对我说‘笑骂由人笑骂，批评我自为之’。”
看起来徐远举这个罪行累累的大特务，经过多年改造，确实已经有些“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”的意思了，但他的暴脾气一直没有改变，所以没能等到1975年的全部特赦。
发生在文强和徐远举这两个“犟脾气”身上的巨大变化，让我们不能不感叹改造战犯的成功，同时我们也不禁想起了文强和沈醉在军统的“同行”沈醉和周养浩：沈醉1960年特赦后又“进去了”，周养浩1975年特赦后要去台湾吃了闭门羹也没回来，这两个人真的完全改造好了吗？
沈醉的五本回忆录笔者都买全了，细看之下才发现其中有些许自相矛盾之处，跟其他特赦人员的回忆文章也有些出入，于是就有了留给读者诸君最后的问题：文强和徐远举都当了《新生园地》的专栏负责人，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，沈醉为什么一个专栏都没捞着？说到墙报专栏，上过学的读者，一定能回想起很多有趣的事情吧？您有没有用雪糕和糖块从“编辑”手里换取自己“稿子上墙”的机会？或者说您当“编辑”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话语权很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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